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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金融》|探索多方共贏的新型政銀擔合作機制

    2021-10-27 10:59:00 中國金融雜志 微信號 

    由于考核目標多、擔保代償難、客戶風險高等原因,眾多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面臨放大倍數低和代償率持續走高的困境,其增信分險功能難以充分發揮。對比全國情況來看,部分地區的融資擔保有限公司通過優化政銀擔合作機制,降低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時間和經濟成本,年化擔保費率和客戶融資費率得到有效控制,放大倍數持續擴大,實現了財務可持續和政策性普惠的“兼得”。本文在分析政府性擔保業發展困境的基礎上,結合在四川的調研情況,探討提升擔保機構支農支小質效的對策。

    融資擔保業發展面臨的困境

    2015年以來,我國鼓勵各地大力發展普惠型融資擔保機構,以切實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從現實情況看,盡管普惠性融資擔保機構發揮了重要的支農支小作用,但始終難以擺脫放大倍數低和代償率持續走高的困境,其增信分險功能難以充分發揮。2013年以來,全國融資擔保業的放大倍數一直徘徊在2和3之間,部分年份甚至低于2,相較10~15倍的規定上限明顯偏低。同時,融資擔保業代償率持續走高,2015~2019年代償率持續保持在3%以上,2020年有所回落。

    擔保公司放大倍數低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政府性擔保機構在接受金融監管的同時,還受國有資產管理部門關于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核,導致擔保機構展業較為謹慎;二是部分擔保機構不愿意與合作銀行按協議代償,而是希望通過討價還價減少分擔比例、延后支付甚至避免代償,導致合作銀行積極性不足;三是擔保業務準入門檻高,如擔保條件苛刻、要求反擔保、收費高等,增大企業接受擔保服務難度。

    代償率持續偏高的原因包括:一是三農、小微企業等服務對象具有風險較高的特點,特別是2018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不斷面臨下行壓力,小微企業經營困難加劇,違約風險上升,導致擔保行業代償率呈上升趨勢;二是銀擔合作機制中,擔保機構處于弱勢地位,風險分擔比例高,商業銀行進行客戶篩選時通常將風險較高的項目納入擔保貸款項目且放松擔保貸款項目的貸前審查、貸后管理等要求。

    “深度互信、錯位協作”合作模式

    針對傳統補貼效力減弱、農村金融供需失衡、金融機構支農動力不足等現實問題,近年來我國改革財政支農方式,由財政出資建立政策性農業信貸擔保機構,并持續對其提供擔保費補助和代償風險補助。在此政策背景下,四川融資擔保有限公司(下稱“四川農擔”)由省財政于2016年全額出資設立,實收資本25.66億元。調研發現,四川農擔在不斷擴大支農擔保業務的過程中,并未陷入行業困境,反而成功實現“降門檻、降成本、提效率、延期限、廣覆蓋”:90%以上客戶不需要傳統抵質押物;年化擔保費率不超過0.8%,客戶年化綜合融資成本基本控制在5%~6%;業務辦理時間從30天縮短到2天以內;擔保期限匹配產業周期,部分項目擔保期限最長可達9年;年均業務增幅達98%,實現全省181個縣(市、區)全覆蓋。截至2021年5月末,在保余額152億元,累計為6.3萬戶新型經營主體提供擔保貸款超273億元,在保余額對凈資產的放大倍數為6.8倍(其中對國家農擔公司股權投資3.56億元),累計代償率僅為1.01%,而2020年全行業放大倍數和代償率分別為2.58倍和2.76%。

    四川農擔之所以能成功實現財務可持續和政策性普惠的雙重目標,原因在于其找準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的著力方向,在四個方面改革創新,形成“深度互信、錯位協作”新型政銀擔合作模式,降低因信息不對稱難題造成的時間和經濟成本。

    一是發揮部門協作優勢高效精準獲客。四川農擔改變傳統擔保公司通過直接“掃街掃村”找項目或坐等銀行、企業找上門的獲客模式,與縣級農業農村部門、銀行聯合搭建業務批量推薦機制。農業農村部門和合作銀行根據事前約定的范圍和條件,組織符合條件的農業經營主體開展項目申報,集中篩選后向四川農擔批量推送“長尾型”融資擔?蛻。高效精準的獲客方式破解了擔保公司因客戶群體少、獲客成本高而上量難的困境,使得省農擔得以低成本延伸分支機構、縮短擔保服務半徑,實現對四川全省21個市(州)和農業縣(市、區)的全覆蓋。

    二是盡職調查實行“形式審查”。四川農擔不再采用傳統模式下合作銀行與擔保公司分別開展盡職調查的“雙線”審查方式,而是與合作政府及銀行建立深度互信的錯位審查機制,不重復收取客戶資料、不重復開展盡職調查。在新的審查機制下,明確由市縣政府審查項目是否屬于政策支持范圍,合作銀行審核項目信貸風險。四川農擔在獲客階段僅針對擔保要件開展形式審查,貸后出現不良再開展反向追查,若屬地方政府或合作銀行審查失誤則可拒絕代償。通過建立政銀擔錯位協作機制,擔保項目審批效率得以進一步提升,客戶擔保貸款的平均時間縮短一半以上。

    三是實現審批流程標準化。四川農擔根據合作銀行提供的基礎信息資料以及審批書和盡職調查報告等資料,按照“5+3+2”的評審標準對項目進行初審。首先,審查“五項政策標準”:擔保對象、擔保范圍、擔保額度、貸款用途是否符合“雙控”政策規定和年化綜合融資成本是否低于8%。其次,審查“三項風險標準”:合作銀行與市縣政府、龍頭企業等合作方是否按各自內部程序完成擔保項目審查,自身承擔的項目實際代償責任是否不高于40%。最后,審查“兩項附加標準”:項目是否滿足合法經營及其他合規要求。

    四是擔保放貸流程極簡化和數字化。四川農擔發揮自身信用等級高、擔?蛻舳嗟葍瀯,與合作銀行協商取消簽署擔保意向函和保證合同等環節,簡化傳統擔保模式下繁瑣的審批環節和資料提供方式,實現擔保放貸流程極簡化、數字化。受益于此,信用擔保無需資產評估、反擔保,擔保放貸流程僅有辦理保證合同、委托擔保合同、放款通知、銀行放款四個環節,不再收取客戶保證金,免除了評估、登記、過戶等費用。四川農擔還通過開發對接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的大數據系統,提供保前、保中、保后的線上管理工具,進一步提升了擔保放貸流程效率。

    五是通過合理分擔風險最大限度控制道德風險。此前不少擔保機構為爭取業務被迫全額承擔客戶信貸風險,反而形成逆向激勵:銀行不僅輸送最低等級客戶,也不愿投入精力開展貸后管理。在四川農擔推動下,銀行、合作第三方(市縣政府或龍頭企業)、擔保機構基本確立了3∶3∶4風險分擔機制。在風險處置上,對因自然災害、意外事故等多種因素影響造成的項目代償,四川農擔通過協調銀行展期、續貸或協調政府通過政策扶持等多種方式組合救助,抱團幫助貸款主體化解風險,盡可能減少代償損失。改進后的風險分擔機制確保四川農擔風險分擔更公平合理,也激勵其他參與方積極管理風險。

    相關問題及政策思考

    不以盈利為目的、準公共屬性的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具有政策性主業突出和擔保費率低等天然優勢,正在成為支農支小融資擔保的主體。不過,面對經濟下行、疫情沖擊以及金融科技等帶來的內外部挑戰,如何將財政支持政策與政策性擔保業務情況掛鉤,及時動態調整資本補充、完善相關稅收減免政策等,有效激勵擔保機構在經濟下行期穩定放大倍數、降費讓利,進一步提升支農支小質效,仍需要深入研究。為此,筆者針對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面臨的現實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建立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資本補充的常態機制。2018年發布的《融資擔保責任余額計量辦法》規定,融資擔保公司的融資擔保責任余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10倍,對小微企業和農戶融資擔保業務在保余額占比50%以上且戶數占比80%以上的融資擔保公司可提高至15倍。但合作銀行因難以鑒別擔保公司業務結構,目前普遍將放大倍數上限控制在10倍。在四川農擔的案例中,多家合作銀行表示一旦放大倍數超過8倍即采取暫停機制或放緩業務進度,少數銀行在合作協議中明確提出達到8倍時暫停業務。鑒于市場對放大倍數上限控制在8倍左右的認可度較高,可考慮建立擔保規模與擔保質量掛鉤的考核機制,每三年對省級農擔公司進行考核測評,對代償率維持在合理區間且對凈資產的放大倍數超過8倍的省級農擔公司,由中央統籌,中央、省兩級財政對其進行增資。增資額度按參照當年業務增長率,推算至下一輪考核時點的在保業務規模,確保下一輪考核時點的擔保責任余額對凈資產的放大倍數保持在6~8倍。

    二是落實現行稅收減免政策。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出臺的擔保公司相關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涉及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但實際工作中,政府性擔保公司卻很難滿足稅收優惠政策的條件。例如,執行低擔保費政策的政策性農擔公司,主要依靠財政獎補保持公司可持續發展,擔保費收入占比一般要低于享受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規定的“主營業務收入比重超過60%”的要求,因而難以享受政策優惠。在這樣的政策安排下,那些風險控制和經營業績較好的擔保公司不僅得不到財政獎補資金,反而還要向屬地繳納25%的企業所得稅。為此,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可考慮完善或修訂相關稅收減免政策,為政府性擔保公司出臺專門的稅收政策,以避免出現“暫時獎補”“稅款空轉”的現象。

    三是適當提高代償率的容忍率。政策性農擔公司的客戶對象絕大部分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自身抵御各類風險能力較弱,但同時又有較高的融資需求。目前,各商業銀行的支農貸款已享受可高于平均不良率水平3個百分點的考核政策,而農擔公司目前的代償考核水平最高僅3%。作為三農服務機構,政府性擔保公司致力于擴大政策性擔保覆蓋面和普惠性,應擔盡擔,不以營利為目的。因此,可借鑒金融機構的考核辦法,適當提高政府性擔保公司經營代償率的容忍率,允許農業政府性擔保公司的代償率高于或等于金融機構的支農貸款不良率,助力農村社會經濟發展!

    (責任編輯 張林)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中國金融雜志。文章內容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和訊網立場。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請自擔。

    (責任編輯:張泓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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